此次发布会，核心内容在于“化解地方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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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佛安部长在发布会上表示，“我国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形债务，加大力度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

　　根据《国务院2023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中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已经超过40万亿元，而需要付息的城投债规模更是接近70万亿元。即使不考虑归还本金，按照5%的利率来计算，各地地方政府和城投平台每年就需要支付利息5万亿元以上。而2023年，全国财政收入近22万亿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不到12万亿元。不仅如此，蓝佛安部长在发布会上说，“预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不及预期。”在此背景下，地方债压力之大，可见一斑。

　　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代的美国，再到上世纪末深处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包括至今还在引发诸多讨论的“安倍经济学”，处于逆周期中，更需要政府扩大开支，特别在民生和科技领域。在稳民生方面，前三季度全国教育支出3万亿元，退休金提高3%，还增加了就业补助，提高了基本医保和卫生服务补助经费标准。在科技支持方面，1-8月支持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减税、降费、退税，总金额超过1.8万亿元。

　　但与此同时，其他经济数据也反馈出，政府的开支还需要扩大规模。未来，民生、科技、教育方面的支出，还会呈现继续扩大趋势。因此，发布会也指出，要“扩大赤字规模，持续保持较高支出强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如2024年财政赤字增加1800亿，地方专项债务限额增加1000亿，发行1万亿超长期国债，财政支出规模达到28.55万亿元。

　　发布会上，蓝佛安部长表示，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纵向来看，西方国家靠发债、赤字来拉动经济，已经持续多年。而横向来看，我国相比于美国，无论从政府赤字率(2023年，中美两国赤字率为3%和5.3%)，还是从通胀压力(上半年，中美两国cpi数据为0.6%和2.4%)上来说，依旧在操作空间上具有优势。多年前，面对国有银行大批量的不良资产，中国曾经使用过“以中央政府信用背书实现不良资产剥离”的方法，成功让包括四大行在内的金融机构轻装上阵。而此次化解地方债，依旧可能采取以长期消化避免硬着陆的方式。

　　1994年我国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始终很难完全覆盖同级政府的各项支出。一是因为环保、教育等工作，一向是地方政府拿“大头”。二是原本作为地方政府收入“大头”的营业税税种，则在“营改增”中被取消。地方政府无法通过央行扩表，只能通过中央相对固定的转移支付和地方债来保证各项工作正常进行。此次财政部提出，“2024年中央财政安排对地方转移支付超10万亿元”，但相比于2023年10.29万亿元的最终执行数，并没有太大提升。但今年还剩近三个月，最终完成的数目，还有待财政部门最终的执行情况。

　　此次中央提出增加财政赤字规模，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规避地方政府为了提升收入，而过度依赖非税收入情况的出现。从1-8月各省财政收入来看，广东、浙江等经济大省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同比下降。但与之相反，很多地方的非税收入则出现了增长。非税收入主要的形式是行政罚款、国有资产处置等，要么缺乏稳定性，要么容易对营商环境产生损害。此次财政部释放扩大赤字的信号，也是避免地方政府收“过头税”哪里可以配资炒股，切实维护经营主体的权益。